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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穆斯林兄弟會與政府的特殊關系及其影響

卡塔爾新聞 2019-06-10 628 卡華網

  內容提要 自20世紀50年代起,穆斯林兄弟會在卡塔爾經歷了發展壯大、組織轉型、戰略收縮等階段,并一直與卡塔爾政府保持著緊密的合作治理關系,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維護王室統治、構建地區政治聯盟、提升中東事務話語權的重要伙伴。而在卡塔爾政府的支持與扶植下,穆兄會的發展則成為影響海灣國家內部、阿拉伯世界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國家間關系發展、地緣政治變遷以及政治秩序塑造的重要因素。卡塔爾與穆兄會合作治理關系的存續與發展,制約著卡塔爾同海灣國家關系的改善,加深了部分阿拉伯國家對政治伊斯蘭威脅的認知,同時加劇了后阿拉伯劇變時代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力量的消長與重組。

  關 鍵 詞  政治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  卡塔爾  合作共治

  作者簡介  劉辰,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講師(北京100089)。 

  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作為伊斯蘭政治集團,不僅在埃及、敘利亞、約旦、卡塔爾、阿聯酋等中東國家穆斯林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相關國家的政治發展及對外關系。2017年6月,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卡塔爾斷交,指責其長期以來對穆兄會給予資助與支持,使卡塔爾與穆兄會的關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早在20世紀50年代,穆兄會便在卡塔爾開展活動,成為影響卡塔爾內政外交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重要因素。盡管近年來卡塔爾因沙特等鄰國壓力先后要求多名在卡穆兄會成員離境,但整體而言,穆兄會自進入卡塔爾以來,其發展軌跡既不同于埃及穆兄會“從崇尚暴力抗爭到尋求合法的政黨地位和積極參與議會選舉”的變化過程,也與敘利亞等國穆兄會從“合法參政到非法活動,從非暴力手段到暴力反抗”的演變進程相異,而是一直與王室和政府保持較為良好穩定的合作治理關系。國內學界對于穆兄會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在埃及、敘利亞、約旦等國的發展,對其在卡塔爾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產生、發展、實踐及其與本國政府間關系的特點則鮮有關注。穆兄會在卡塔爾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又如何構建起與卡塔爾政府的合作治理關系?二者維持這一關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這種關系的存續和發展對地區形勢和國家間關系的走勢產生哪些影響?本文即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解析,以期為海灣穆兄會發展及其對地區國家間關系影響的研究提供參考。

   穆兄會對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

  參與及其角色變化

   1928年,穆兄會在埃及成立,并在20世紀30年代末發展成為具有明確政治主張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團體,其通過暴力的“圣戰”手段實現政治伊斯蘭改革的主張激化了與埃及政府之間的矛盾;50年代,穆兄會遭到埃及政府鎮壓,多名成員逃至卡塔爾,卡塔爾也逐漸發展成為穆兄會在海灣地區組織發展和思想傳播的中心。穆兄會在卡塔爾的發展先后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并逐步形成與政府的特殊關系。

  (一)初步創立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1954年,埃及政府宣布取締穆兄會后,數十名具有穆兄會背景的宗教學者、醫生、教師前往卡塔爾等國,其中卡邁勒·納吉等骨干得到卡塔爾時任埃米爾阿里·本·阿卜杜拉·阿勒薩尼的同情和優待,而王室對于穆兄會以伊斯蘭復興為核心思想的認同感與親近感為穆兄會在卡塔爾發展歷史中的第一次“遷移潮”奠定了基礎。來自埃及的穆兄會人士也成為該組織在卡塔爾初期發展的核心力量,其中尤素夫·蓋爾達維、阿卜杜勒·白迪阿·薩格里、阿卜杜勒·哈利姆等人被視為推動穆兄會在卡塔爾以及整個海灣地區本土化發展的代表人物。

  蓋爾達維曾是穆兄會主要領導人及理論家,在納賽爾執政時期曾3次被捕入獄,1961年出獄后前往卡塔爾,在王室的支持下成立了本土第一所宗教學院,招收青年學生,該機構由此成為蓋爾達維宣教布道的主要場所,以培育本地青年的宗教復興意識,激發其宗教熱情,以伊斯蘭價值規范行為、伊斯蘭教法指導生活,進而建立統一的伊斯蘭烏瑪(民族)。薩格里來到卡塔爾后,著手推動本土現代化教育部門的建立,設立中小學體系,選定教材編寫人員,任命穆兄會學者伊茲丁·易卜拉欣為教學大綱制訂負責人,納吉為外國文化關系顧問。薩格里將卡塔爾本土教育體系和學術機構的缺失視為擴大穆兄會影響力的良機,認為現有的來自于沙特的傳教士只具備基本的讀寫技能,而缺少宗教和專業知識,沒有資格和能力履行教化民眾的職責。哈利姆則在對圣訓學家納賽爾丁·阿爾巴尼理論的研究基礎上,對穆罕默德時代伊斯蘭價值觀念和教法主導下的生活模式、經濟制度、政治組織方式進行論述,在多哈發行其著作,宣傳其伊斯蘭復興思想。在上述幾人的推動下,20世紀60年代末期,多名埃及穆兄會成員前往卡塔爾,通過授課講經、出版著述等方式進行宣教活動,并積極參與卡塔爾教育體系的建設,為王室提供本土稀缺的伊斯蘭教育資源,被譽為教化本土青年的重要力量,蓋爾達維等人也與薩尼家族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并被授予酋長國公民身份。盡管這一時期穆兄會未在卡塔爾建立統一的組織體系,但良好的政治保障和社會基礎有力促進了本土穆兄會的初期發展。

  卡塔爾穆兄會與王室在此期間建立起的合作治理關系主要體現在內部事務層面,呈現出在教育、司法等領域“服務與職能外包”的共同治理格局,即在英國殖民者建立的只保護英聯邦公民利益的制度下,卡塔爾王室在構建符合伊斯蘭精神、酋長國歷史傳統的社會體系、文化身份以及民族認同的過程中,缺少精通教法、教律、教育等知識的本土人才,沒有足夠能力開展伊斯蘭式的道德、文化以及宗教教育,只能將上述職能外包給曾在愛資哈爾等著名伊斯蘭學府供職或學習的穆兄會人士,這也為之后多名穆兄會學者進入卡塔爾政府任職,同政府一道參與國家治理奠定了基礎。

  (二)發展壯大階段(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1971年卡塔爾獨立后,多名留學埃及和科威特的卡塔爾學生回國,部分在留學期間加入埃及和科威特穆兄會組織的卡塔爾青年于1974年正式建立卡塔爾穆兄會,受埃及穆兄會國際組織部門領導,賈希姆·蘇爾坦在蓋爾達維等人的支持下當選組織領袖。不同于其他海灣地區穆兄會組織,卡塔爾穆兄會在成立后并未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與訴求,而是將自身定位為關注教育和思想領域、維護本土文化傳統、推動社會層面改良與進步的伊斯蘭復興組織。蘇爾坦強調,卡塔爾穆兄會的影響力并非是以正式性、組織性以及政治性的形態存在,而是具有潛移默化影響和教化作用的社會思潮。同時,蓋爾達維、薩格里等人在教育和文化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蓋爾達維于1977年創建卡塔爾大學教法與伊斯蘭研究學院并擔任院長,薩格里則先后擔任卡塔爾王室文化顧問以及卡塔爾國家圖書館館長,二人先后招募多名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的穆兄會成員,組建并領導卡塔爾大學圣訓研究中心,擔任教育部、宗教基金與事務部要職,全面掌控卡塔爾教育體系建設、課程大綱制訂、教材選編、教師選拔等教育事務和宣教、朝覲、天課、宗教基金、清真寺管理等宗教事務。

  1967年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的慘敗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走向低谷,而薩達特上臺后對穆兄會采取的相對溫和與寬松的政策則使伊斯蘭主義的發展重現上升勢頭。在此背景下,多名具有影響力的穆兄會學者,如穆罕默德·庫特卜、穆罕默德·加扎利、賽義德·哈瓦等受邀赴卡塔爾講學。同時,在卡塔爾王室的支持下,穆兄會開始向阿聯酋等周邊國家派遣教師,協助當地建立宗教學院和伊斯蘭教育體系。1980年,卡塔爾穆兄會創辦《烏瑪》雜志,并稱之為“全體穆斯林的旗幟”,主張回歸穆罕默德時代的伊斯蘭式生活,遏制文化異化趨勢,統一穆斯林,建立超越國家的伊斯蘭烏瑪。該雜志也成為穆兄會思想在海灣地區對抗民族主義思潮、傳播伊斯蘭原初教義的主要陣地。此外,敘利亞穆兄會在20世紀80年代初遭到該國政府鎮壓后,部分成員流亡至卡塔爾。90年代,另一些巴勒斯坦等地“圣戰”分子也來到卡塔爾境內,以期得到卡塔爾政府的政治和資金支持。加之,從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畢業的卡塔爾青年學生也回到祖國。上述群體匯合起來,成為卡塔爾穆兄會的重要補充,也由此構成其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遷移潮”。卡塔爾遂成為吸納多國穆兄會成員,支持其開展溫和或極端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海外中心。

  這一時期,卡塔爾穆兄會與政府逐漸出現“協同治理”的合作趨勢,它不僅繼續在卡塔爾本國的教育、文化等事業發展進程中承擔政府部分職能,同時在協助政府進行對外教育資源輸出,提升國家在海灣地區宗教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而卡塔爾政府也相應地給予穆兄會寬松的政策環境和發展空間,吸納更多穆兄會成員進入政府職能部門,并以其巨額的油氣收入支持穆兄會在本土和周邊國家開展伊斯蘭復興運動。

  (三)組織轉型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2010年底)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卡塔爾穆兄會內部進行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討論,對組織的發展規劃、長遠目標乃至本身的存在意義進行自省。蘇爾坦等人提出,以伊斯蘭復興為核心的宗教傳播活動其目的在于實現伊斯蘭教法指導下的社會生活宗教化進程,實現伊斯蘭價值的普及和社會個體的教化才是穆兄會的最高目標。針對穆兄會在埃及等國先后采取的議會斗爭、暴力抗爭等方式,以及旨在奪取國家政權的實踐,蘇爾坦認為,眾多穆兄會成員專注于在學生、工會、司法等各領域掀起反抗運動,卻忘記了伊斯蘭復興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伊斯蘭烏瑪的復興,建立政黨團體進行政治斗爭,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穆兄會強大生命力的體現,但在當前則是穆兄會在伊斯蘭世界式微弱化的根本原因。來自巴勒斯坦的穆兄會學者阿德南·阿米爾也指出,卡塔爾穆兄會應當堅持組織創始人哈桑·班納的思想,建立組織和獲取政權并非最終目標,而是服務于伊斯蘭復興的手段,換言之,穆兄會既非政黨,亦非教派,應當從信仰的角度看到政權和政府問題。在此基礎上,蘇爾坦等人于1999年作出解散卡塔爾穆兄會的決定,開啟由有形組織向更具生命力的無形思潮的轉型過程。

  盡管經歷了組織層面的自我解體過程,但卡塔爾穆兄會在國內和地區的影響力因其成員占據教育、司法、媒體、宗教事務等領域政府要職而未見削弱,反而成為政府提升話語權,構建軟實力,影響或主導部分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政治進程的重要工具。蓋爾達維等人在獲得卡塔爾公民身份之后受王室資助,前往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等地開展宗教交流活動。2004年,在埃米爾的支持下,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成立,蓋爾達維被選為主席,其本人也被視為以“中正和諧”為核心的伊斯蘭中間主義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蓋爾達維、蘇爾坦等人也長期受聘于半島電視臺,并經常現身于“教法與生活”等欄目中,半島電視臺也在每個聚禮日直播穆兄會學者在國內清真寺的宣講布道活動,據統計,世界范圍內每周觀看人數超過3 500萬。除傳統媒體外,卡塔爾穆兄會還創建“伊斯蘭在線”等網站,利用網絡平臺開展宣傳。豐富的資金支持、優質的媒體平臺以及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卡塔爾成為包括穆兄會在內的諸多政治伊斯蘭團體尋求庇護和支援的主要國家。穆兄會成員在卡塔爾國家機構的地位和其思想在地區的傳播賦予該組織以思潮形式存續和發展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也體現在阿拉伯劇變中由卡塔爾支持的各國穆兄會組織在本國政治重建中所發揮的建設性或破壞性作用之中。

  這一時期,“資源互換”成為穆兄會與卡塔爾政府合作治理關系的主要特征,卡塔爾政府通過資助以蓋爾達維為首的穆兄會學者的對外交往與傳播活動,利用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構建起同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伊斯蘭主義勢力的聯系網絡,將穆兄會視為拓展其外部影響力的主要代理方。作為回報,卡塔爾政府不僅為穆兄會活動提供財政支持,同時授予多名穆兄會要員卡塔爾國籍,多家由王室投資運營的媒體平臺也成為穆兄會對外宣傳其意識形態的主要陣地。

  (四)戰略收縮階段(2011年以來)

  基于二者互換資源的合作模式,穆兄會與卡塔爾政府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互惠共存的默契關系,即政府為穆兄會提供生存空間與傳播渠道,而穆兄會則不以反對黨派的實體形式參與國內政治實踐,也較少對國內政治進行指責與干涉,而是關注本地區別國事務,尋求機會擴大自身勢力范圍,延伸政府和穆兄會組織在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乃至控制力。自2011年起,在多個阿拉伯國家發生政治與社會動蕩期間,身居卡塔爾的穆兄會多名領袖對各國民眾抗議活動表示大力支持,稱這場“革命”是“來自真主的恩賜”,是改變整個民族持續走向衰弱與分裂的歷史良機。2012年,卡塔爾政府允許哈馬斯等組織在多哈設立辦事處,此舉得到穆兄會的大力支持和稱贊。然而,沙特等國則將卡塔爾支持下的穆兄會、哈馬斯等組織視為挑戰其扶植的傳統伊斯蘭勢力,威脅其王權統治的顛覆性力量,多次要求卡塔爾政府停止庇護穆兄會成員并對其進行驅逐,同時中止對各國具有穆兄會背景的伊斯蘭反政府勢力的資助與支持。盡管卡塔爾政府在2013年曾與沙特、阿聯酋、埃及等國達成協議,停止通過半島電視臺等渠道對相關國家政權進行攻擊,煽動民眾抗議活動,關閉半島電視臺位于埃及的分支機構,并于2014年明確表示不再支持穆兄會等組織開展反政府政治活動,但這一表態并沒有得到沙特等國的認可,沙特、阿聯酋、巴林三國于2014年3月宣布撤回各自駐卡塔爾大使,以對其通過半島電視臺和穆兄會組織干涉別國內政,危害海合會成員國安全和穩定的行為進行抗議。

  迫于上述壓力,卡塔爾政府宣布驅逐包括埃及穆兄會自由與正義黨成員阿姆魯·都拉奇、穆兄會學者瓦吉迪·加尼姆在內的7名穆兄會成員。對此,穆兄會成員則表示,穆兄會為避免對卡塔爾在對外關系層面造成“尷尬與難堪”,自愿離境,同時減少在半島電視臺現身頻率。而時任卡外交大臣的哈立德·阿提亞則表示,卡塔爾將繼續為那些受到壓迫與不公正待遇的穆斯林兄弟提供幫助,而穆兄會成員的家人則仍將是國家“尊貴的客人”。實際上,這一時期,卡塔爾政府與穆兄會共同采取了一種“彈性共存”的合作策略,即卡塔爾政府對外并不承認將穆兄會的思想與主張納入其主流意識形態,并與反對穆兄會的國家達成和解協議,履行其驅逐穆兄會成員的承諾;穆兄會則自愿離境,前往土耳其等接納該組織的國家,待卡塔爾與相關國家關系緩和后重返卡塔爾。然而,這種靈活的共存策略并沒有緩解卡塔爾所面臨的外部壓力,2017年6月,沙特等國宣布與卡塔爾斷交。卡塔爾長期支持穆兄會的行為更是被推至媒體的風口浪尖,成為激化海合會內部以及遜尼派內部矛盾的主要原因。2018年,卡塔爾政府發布恐怖主義名單,將多名沙特、埃及、約旦等外籍人員以及也門伊赫桑協會、伊斯蘭國及其西奈分支機構列入其中,但并未將穆兄會列入名單,此舉也被阿聯酋等國視為包庇穆兄會、無意緩和地區國家間關系的“形式主義”措施。

  由此,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幾十年間卡塔爾穆兄會經歷了初步創立、發展壯大、組織轉型、戰略收縮等4個階段,穆兄會與卡塔爾王室和政府的關系也先后體現出服務外包、協同治理、資源互換和彈性共存的合作治理特征。

   穆兄會與政府保持

  合作共治關系的主要原因

   穆兄會在卡塔爾的發展經歷了不同于別國的獨特過程,既沒有采取議會斗爭、以政治反對派的形式參政,也沒有走上極端路線、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政權,而是在自我選擇而非外部壓力的基礎上經歷了從組織形態向思潮形態的轉變過程。穆兄會在卡塔爾沒有如同在埃及、阿聯酋等國成為政府的競爭對手或是反抗者,而是扮演著統治者忠實可靠的合作者與支持者的角色,沒有陷入其他國家穆兄會與政府間競合關系以及被政府利用、打擊、鎮壓、邊緣化的循環模式,而是罕見地開創了一條同政府共同治理,共存共生的道路。得益于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穆兄會成為影響卡塔爾內政外交政策制定與實踐的重要力量,而卡塔爾政府也依托穆兄會在多國培植政治代理人,擴大其地區影響力,甚至介入或主導別國政治進程,成為控制地區政治伊斯蘭力量的真正“幕后玩家”。二者能夠保持合作關系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個人關系層面,卡塔爾王室對穆兄會的接納與優待為其存續和發展提供了基礎,而穆兄會對國家領袖的支持和對王室政治生活的較少干涉也使二者保持良好合作關系成為可能。20世紀50年代中期,埃及穆兄會成員逃亡卡塔爾后,埃米爾阿卜杜拉作為一名推崇伊斯蘭教法的部落領袖,認為穆兄會因受到壓迫而逃亡海外,各伊斯蘭國家應該對其給予幫助和支持,納吉等人成為薩尼王室在文化、宗教事務方面重要的咨詢專家,薩格里也與埃米爾及王室重要成員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在協助王室引進教育人才、削弱沙特瓦哈比派教士對本土教育體系的控制和影響、建立酋長國獨立的教育體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在前任埃米爾哈馬德于1995年發動宮廷政變后,穆兄會學者多次通過“法特瓦”等形式,對其執政合法性進行闡述,呼吁民眾支持其統治。穆兄會與王室成員之間良好的私人關系為穆兄會在卡塔爾效忠王室、服務政府奠定了基礎。哈馬德曾在公開場合多次表示,蓋爾達維等穆兄會學者是卡塔爾王室和政府的重要伙伴,是構建穩定、和諧、先進、繁榮的卡塔爾社會的重要基礎。穆兄會則表示,哈馬德是開明、包容、偉大的穆斯林領袖,若非卡塔爾的支持與幫助,穆兄會可能被多個國家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并遭受不公正待遇,正是薩尼家族的堅持和勇氣拯救了多名肩負重要使命的伊斯蘭學者,使之能夠“自由地傳播宗教之正道”。哈馬德執政時期,蓋爾達維創立了《多哈》雜志,并擔任被視為薩尼王室喉舌的報刊《旗幟報》的主編,在其主導下,上述媒體成為宣傳卡塔爾執政者重視社會發展、尊重文化多元、維護民眾權益形象的主要平臺。而作為哈馬德第四子的現任埃米爾塔米姆,自幼師從于蓋爾達維等人,在其擔任卡塔爾最高教育委員會主席期間,蓋爾達維則成為其政策制定的最重要的咨詢顧問。在哈馬德選擇塔米姆作為王位繼承人的過程中,蓋爾達維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沙特等國主流媒體所稱,塔米姆在多個場合表達與被多國指控為恐怖分子的蓋爾達維等穆兄會領袖之間的親密關系,更是印證了卡塔爾穆兄會在維護與穩定哈馬德和塔米姆父子政權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以及穆兄會與薩尼王室不可割裂的緊密關系。

  第二,在國家治理層面,穆兄會是卡塔爾政府推動國家發展的協作者和王室政權合法性的維護者。長期以來,穆兄會在卡塔爾主要通過宗教宣傳、教育與社會服務以及溫和中正的伊斯蘭話語傳播三種途徑服務政府社會發展需要,并擴大自身影響力。卡塔爾建國前,王室便依靠穆兄會推動教育現代化建設,革新英國殖民者在地區建立的不符合本國公民利益和伊斯蘭社會傳統的司法體系。建國初期,穆兄會則為政府提供大量的教育、法律、宗教人才資源,推動本國學術機構的建立與發展,如蓋爾達維所創建的卡塔爾大學教法與伊斯蘭研究學院常年招收大批外國學生,被視為推動卡塔爾伊斯蘭教育國際化的主要部門,它所培養的教法學者不僅在本國高校、清真寺等學術和宗教機構任職,也有多人在海外參與組建司法、文化、教育、慈善等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或在其中擔任要職,如科威特的國際伊斯蘭慈善組織、埃及費薩爾伊斯蘭銀行、蘇丹非洲伊斯蘭達瓦(宣教)組織、巴基斯坦國際伊斯蘭大學等。與此同時,穆兄會也曾是協助薩尼王室抵御阿拉伯民族主義,尤其是納賽爾式阿拉伯革命沖擊的重要力量。隨著石油的開采和大量外籍勞工涌入,穆兄會主要關注維護本國伊斯蘭社會純潔性,從教法角度詮釋外來文化、技術以及非穆斯林人士的合法性,并通過媒體、清真寺、宗教學校開展講經布道等宗教活動。

卡塔爾穆兄會對于薩尼家族統治的支持與認可是維護二者良好伙伴關系的不容忽視的因素。不同于諸如烏瑪黨之類具有穆兄會背景,提出建立政教合一神權國家,卡塔爾穆兄會強調以伊斯蘭教法的法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下人治觀點的政治反對派,強調基于伊斯蘭傳統,將真主、祖國、埃米爾視為卡塔爾社會的三大支柱,主張通過內部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社會與政治改革,在維護社會穩定和領袖權威的基礎上建立具有民主協商政治、公正廉潔法制,以及包容開放文化的伊斯蘭社會模式。同時,它在增進穆拉、巴尼哈吉爾等卡塔爾主要貝都因部落對薩尼家族政權的認可與忠誠中扮演了重要的宣傳者與協調者的角色,發揮了“克服部落分離的天然政治本能”的作用。此外,卡塔爾穆兄會還在許多社會事務中發揮維護王室權威地位、闡釋政府政策和理性與合法性的作用。例如,進入21世紀以來,卡塔爾多次舉辦地區和世界性的文化、體育賽事,并獲得2022年足球世界杯的舉辦權。一些批評者認為,舉辦此類賽事與活動勢必有損卡塔爾本土伊斯蘭社會的純潔性,而大量酒精飲料以及不符合伊斯蘭飲食標準的食品生產與銷售同樣是對本土文化與宗教認同的沖擊。而卡塔爾穆兄會則通過禮拜日宣講、電視與廣播節目等渠道,呼吁民眾支持政府,強調這類活動將會增加卡塔爾的社會財富,為民眾帶來享受與益處,大幅提升國家的地區和世界知名度。

  第三,在對外關系層面,穆兄會被視為卡塔爾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主要工具。卡塔爾穆兄會對內宣傳其建立在護教、忠君基礎上的非暴力社會改良主張,對外則致力于傳播建立統一的伊斯蘭烏瑪、增進伊斯蘭國家間合作與團結、收復圣城耶路撒冷、解決伊斯蘭世界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卡塔爾王室不僅利用穆兄會學者的宗教權威維護其政治合法性,同時也將其視為整個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和擴大本國政治影響力的重要依托。穆兄會成員在地區事務中往往能夠同卡塔爾政府的政策、立場、對外口徑保持高度一致,蓋爾達維等人則以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對卡塔爾政府對外政策與行為的合法性進行闡釋和維護。例如,卡塔爾穆兄會曾對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給予較高評價,評價其為伊斯蘭文化的建設者和保護者。但在突尼斯爆發民眾抗議后,卡塔爾政府通過半島電視臺等渠道高調宣布支持突尼斯反政府力量,而蓋爾達維等人則轉而將本·阿里描繪成“愚蠢的獨裁者”。而在埃及爆發反政府活動后,卡塔爾穆兄會呼吁埃及民眾走上街頭,推翻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在穆爾西執政后,穆兄會則號召埃及民眾支持選舉結果,擁護穆爾西政權,稱反對這一選舉結果和穆兄會政權的民眾均是“叛教者”。

作為海灣小國,卡塔爾一方面因地區大國環伺和地區局勢持續動蕩而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另一方面則具有強烈的大國志向,力圖擺脫沙特在內政外交層面對其的控制和主導,致力于打造“遭受不公者的克爾白”,并成為民族和地區事務中發揮引領作用的核心國家。而支持在地區廣泛存在的穆兄會勢力,構建基于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聯盟便成為卡塔爾對外戰略的核心特征。正如阿拉伯學者所述,卡塔爾通過其“投資戰略”擴大影響力,經濟上投資歐洲的商業公司和體育俱樂部,政治上投資政治伊斯蘭的代表穆兄會,從而憑借在阿拉伯國家政治和社會層面廣泛存在和常年滲透的穆兄會勢力,構建起自身的政治代理人網絡,通過加強穆兄會在各國作為政治反對派甚至極端組織的影響力,達到制衡、干涉、控制別國的目的。也有學者指出,卡塔爾前任埃米爾哈馬德讓位于子,其真實目的是退居本國政治舞臺幕后,通過繼續資助各國穆兄會勢力,捕捉各國政治動蕩給穆兄會勢力滲透甚至奪取政權的機會,進而建立政治伊斯蘭版圖,使卡塔爾成為伊斯蘭世界中心,擔當其哈里發。由此可見,通過支持穆兄會活動,推動伊斯蘭復興運動,形成以卡塔爾為中心的國家和地區間以單一或集團形式開展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活動,使地區國際政治和國家間關系向利于本國安全和政治利益的方向發展,已成為卡塔爾對外政策實踐的內在邏輯。

  第四,在社會環境層面,卡塔爾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為穆兄會平穩發展提供了保障與支持,穆兄會也將卡塔爾視為規避風險和擴大影響的重要伙伴。其他國家穆兄會成員逃亡至卡塔爾后,以具有較高宗教和學術聲望的伊斯蘭烏來瑪和伊斯蘭溫和派力量的形象參與到國家建設進程中。得益于卡塔爾王室的保護與支持,在埃及、敘利亞等國因政府高壓而被迫流亡國外的穆兄會勢力得以在卡塔爾保全和延續,并借機向周邊海灣國家滲透和發展。同時,卡塔爾政府重視提升伊斯蘭宗教學者地位并維護其權威,憲法中明確規定伊斯蘭教法是國家法律制定的主要源泉,以頒布憲法、建立代議制度、舉行議會選舉、賦予婦女政治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改革營造了相對和諧穩定的政治環境。卡塔爾政府強調國家的伊斯蘭屬性,并注意保護社會伊斯蘭傳統,如在石油開發區設立允許外國人飲酒區、在珍珠島等項目區禁止售賣酒精飲料、規定酒店等場所售賣非清真飲食時間、鼓勵符合伊斯蘭精神和民眾傳統審美觀念的服飾的普及等。此外,卡塔爾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人類發展指數》等衡量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世界性指標中,常年位居伊斯蘭和阿拉伯國家前列,其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常年高居世界前列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高福利政策,也有效避免了因“經濟發展落后、社會道德淪落而產生的以伊斯蘭制度和模式實現正義與公正的群眾基礎與歷史合理性”。卡塔爾穆兄會沒有走上政治化和政黨化路線,沒有挑戰國家政治權威,甚至沒有成為威脅社會安全和穩定的極端勢力,其原因也是因為卡塔爾的社會環境并未出現“高出生率、人口劇增、文盲比例居高不下、大批人才流失、青年失學、失業、物價飛漲、生活貧困等”為伊斯蘭主義者提供廣闊市場的主要因素。在卡塔爾政府的支持下,多個國家包括穆兄會在內的伊斯蘭組織在多哈設有辦事處。卡塔爾穆兄會也將阿拉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電視媒體之一——半島電視臺作為其宣傳自身價值觀念,塑造地區政治話語權的傳播工具,宣傳其反猶太、反西方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發起“圣戰”,推翻阿拉伯國家腐敗政府,建立以伊斯蘭教法和伊斯蘭價值主導的政治和社會體系等思想。阿拉伯劇變期間,卡塔爾穆兄會同樣借助半島臺強大的傳播力呼吁支持埃及、突尼斯、敘利亞等國的反政府活動,提升其地區影響力。

  穆兄會與政府特殊關系的

  地緣政治影響

   在卡塔爾的扶植下,穆兄會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以穆兄會為基礎衍生出的多個宗教—政治組織,成為影響多個國家政治生態、地區國家間關系以及地區安全形勢的重要因素。

  第一,在海灣國家內部,穆兄會是制約卡塔爾同部分國家關系發展的主要因素,穆兄會與卡塔爾政府之間合作治理關系的延續對海灣合作委員會的發展和海灣一體化進程產生了消極影響。20世紀50至70年代,穆兄會在卡塔爾立足后,通過教育代表團出訪等途徑進入阿聯酋、沙特等周邊國家,部分成員在相關國家教育和司法部門任職,穆兄會也在一段時期內成為沙特等國王室對抗阿拉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西方自由主義等思想,維護王權統治所依靠的力量。而在海灣戰爭期間,卡塔爾穆兄會指責沙特等國協助西方非穆斯林力量打擊同為阿拉伯國家的伊拉克,并導致美國等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存在不斷擴大,卡塔爾穆兄會與上述國家的關系逐步趨緊。與此同時,卡塔爾穆兄會提出建立以舒拉和民選為核心的伊斯蘭式民主制度,抨擊阿聯酋、沙特統治家族腐敗行徑和對社會財富的壟斷,針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伊斯蘭文化傳統式微等現象,質疑王室政權合法性,并組建烏瑪黨、伊斯蘭覺醒運動等政治反對團體,旨在推動上述國家政治變革進而奪取政權。海灣戰爭期間,卡塔爾穆兄會曾致信沙特國王,要求成立政府協商會議并給予公民組織社團和政黨自由,實現社會公正平等;阿聯酋穆兄會則通過《改革》等雜志,批判本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精神,強調大量非穆斯林和異質文化的進入破壞了本國伊斯蘭的社會屬性,并呼吁民眾開展“圣戰”,建立伊斯蘭烏瑪;巴林穆兄會雖長期與王室保持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但阿拉伯劇變期間,部分穆兄會成員聯合本國什葉派反政府勢力,掀起示威浪潮,威脅王室統治,王室也著手對其政治力量進行遏制,2014年議會選舉中穆兄會所占席位縮減至僅剩一席。對于沙特等國而言,穆兄會是威脅王室政權和國家安全穩定的異己力量;而對于卡塔爾來說,穆兄會則是制約他國、實現自保以及拓展利益所依仗的主要力量。這種對于穆兄會定位和認知的錯位與矛盾不僅導致該組織被沙特等海灣國家列為恐怖組織,也使卡塔爾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內部陷入政治孤立的局面。

  卡塔爾政府對穆兄會的支持不僅進一步激化了國家間政治矛盾,也對海灣國家一體化進程產生了破壞性效應。盡管海灣各君主國在發展進程中曾因領土劃分、資源分配、王室領導權爭奪存在分歧,但仍在1981年出于應對伊朗對外輸出革命、加強地區國家集體安全建設、增進地區經貿合作的目的成立了海灣合作委員會,該組織也在建立統一市場、建立半島防御力量、彌合成員國在領土、資源等方面的分歧上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近年來卡塔爾與海合會主導國沙特在地區領導權爭奪上的加劇使二者間矛盾顯現,加之在卡塔爾支持下的穆兄會等組織對沙特等國政權的批評與質疑,徹底激怒了沙特政府,使之不僅引發斷交事件,同時開始大力推動建立將卡塔爾排除在外的全新區域合作組織。2018年6月,沙特和阿聯酋選擇在與卡塔爾集體斷交一周年之際成立共同協調委員會,宣布整合兩國優勢資源,實施共同軍事安全和經濟戰略,并計劃建立涵蓋除卡塔爾之外其他海灣國家的多邊協調機制,加強各國在防務、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協調與合作。海灣斷交危機爆發后,海合會曾于2017年12月在科威特召開峰會,然而此次會議只有卡塔爾埃米爾和主要調停國科威特埃米爾兩位元首出席,海合會秘書長扎耶尼并未對多國斷交行為進行明確表態,也未在相關國家開展斡旋和調解工作,但在2018年沙特與加拿大的外交風波中明確表示對沙特的支持。由此可見,海合會的一體化進程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對于將支持穆兄會作為其外交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卡塔爾而言,不放棄這一政策,則會面臨被由沙特主導的海合會等區域合作組織孤立與邊緣化的處境。

  第二,在阿拉伯世界層面,以支持阿拉伯民族正義事業為旗號,對具有穆兄會背景的組織或政黨的支持成為卡塔爾構建政治話語權,提升感召力的主要路徑,但同時也是導致部分國家對政治伊斯蘭產生威脅認知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卡塔爾不僅為周邊海灣國家的穆兄會組織提供支持,通過半島電視臺、阿拉比電臺、賈迪德電臺等媒體平臺,傳播蓋爾達維等穆兄會領袖的言論和思想以擴大其在政治、宗教、社會層面的影響力,同時為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的穆兄會分子提供資助,協助其建立開展政治活動的海外中心,意在借助穆兄會滲透或影響別國政治進程,拓展地緣政治利益,并提升本國領袖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甚至支持代理人攫取所在國政權。例如,卡塔爾政府曾多次為起源于巴勒斯坦穆兄會分支的哈馬斯提供武器和資金,并為被約旦等國驅逐的哈立德·馬沙爾等哈馬斯核心成員提供政治庇護。同時,卡塔爾長期以來致力于在阿拉伯世界強調巴勒斯坦民族團結,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各政治派別和解,呼吁阿拉伯各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2012年,前任埃米爾哈馬德更是歷史性地訪問加沙地區并為哈馬斯提供價值4億美金的資助,這一立場也為其支持哈馬斯等政治伊斯蘭組織的行為增添了民族正義層面的道德性與感召力,巴以問題更是被視為卡塔爾打破埃及和沙特對阿拉伯事務主導權的突破口。具有穆兄會背景的穆爾西在埃及上臺后,卡塔爾立即表示對埃及民選政府和領袖的支持,并為埃及提供大量低息貸款,卡塔爾通訊社也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民主改革。穆爾西政府被推翻后,卡塔爾則譴責埃及軍方違背真主的律法和埃及人民的意愿,并稱塞西為“反叛者”和“篡位者”。在突尼斯、利比亞等國,卡塔爾同樣堅定地支持穆兄會組織參與國家政治進程,成為激化部分國家政府與政治伊斯蘭組織在政體和政權層面沖突的首要因素。在敘利亞,卡塔爾更是公開反對巴沙爾政權,支持具有伊斯蘭主義傾向的反對派,力圖擴大其伊斯蘭主義政治網絡。

  盡管卡塔爾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致力于借助巴以問題、民主改革等議題構建以民族正義、人民意志、社會民主等內容為核心的政治道義,但其以借助穆兄會等組織扶植政治代理人,構建伊斯蘭政治聯盟為內核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不斷加劇了穆兄會、卡塔爾政權與多國政府之間的矛盾。穆兄會和卡塔爾政府所倡導的阿拉伯民族事業與伊斯蘭宗教復興的話語內核,實質上是其構建以卡塔爾為主導,超越現有國家邊界和地區秩序的伊斯蘭社會、國家、聯盟、秩序的政治主張,其倡導的伊斯蘭式的民主無論對于以家族世襲統治為特征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還是以軍人政治、政黨政治為特點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均構成對國家政權的現實挑戰。可以肯定的是,穆兄會已經成為卡塔爾獲取區域權力、構建有利于自身安全與發展的區域秩序的重要資源,但同時,卡塔爾穆兄會及其相關組織在地區各國推行其伊斯蘭主義主張時,其激烈的政策主張和實踐活動,也必然使卡塔爾成為各國在維護本國政權穩定過程中的眾矢之的。

第三,在整個中東地區層面,卡塔爾對穆兄會的支持加速了后劇變時代阿拉伯世界的分化,間接提升了伊朗和土耳其的地區影響力,推動域外大國地區戰略的調整。長期以來,穆兄會在阿拉伯各國的教育部門、商業機構以及社會組織中維持著較強的影響力,被視為卡塔爾政府重要的外交與政治資源,成為卡塔爾介入和主導別國政治進程的載體。借助于卡塔爾的資金資助、政治扶植以及媒體宣傳,穆兄會在阿拉伯劇變中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世俗政權施加了巨大壓力,同時也對阿聯酋、沙特等國以部落、君權、宗教三大要素為支柱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戰,成為阿拉伯國家政治生態中影響權力分配格局、推動政治體系變革的主要力量。然而,由于卡塔爾對外政策介入性、干涉性、進攻性的特點,外交實踐中以培育地區政治代理人為內核的目的,以及穆兄會自誕生之日便體現出的依附政權、反對政權、奪取政權的政治“食利者”特征,導致其所倡導的伊斯蘭主義并未成為重塑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以及阿拉伯國家尋求共同觀念,強化國家間團結的紐帶,反而成為激發教派沖突、激化各政治力量間矛盾、深化國家間認知裂痕的破壞性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穆兄會的發展和與卡塔爾合作關系的延續也間接助推了伊朗和土耳其兩個地區非阿拉伯大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提升。對于穆兄會而言,伊朗伊斯蘭神權政體的建立與發展為穆兄會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實踐提供了范例與模板,穆兄會更是將哈梅內伊同哈桑·班納、賽義德·庫特布的主張共同視為組織發展的主要思想源泉,穆兄會與伊朗之間的關系則被形容為“不可分割的朋友與盟友關系”。卡塔爾穆兄會曾提出,政治層面的差異不應成為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實現團結與融合的阻礙,現有的主權國家是構建世界范圍內的伊斯蘭國家的初級形態,同時呼吁埃及等國建立伊朗模式的神權政體。隨著近年來卡塔爾在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擺脫沙特在內政外交上的主導與控制的背景下,主動改善和大力發展同伊朗的全方位合作關系,以及卡塔爾穆兄會在中東多國所構建的遜尼派伊斯蘭政治網絡,連同伊朗在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國構建起的“什葉派軸心”,共同將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推向有利于伊朗的發展方向。對于土耳其而言,支持穆兄會和卡塔爾不僅可以在阿拉伯世界打入“楔子”,加劇阿拉伯民族內部的分化,更是提升其在伊斯蘭世界影響力,進而實現恢復奧斯曼帝國往日榮光的“土耳其夢”及埃爾多安個人的伊斯蘭帝國“素丹夢”的途徑。同時,土耳其政府對二者的支持也有助于該國打壓沙特,爭奪遜尼派內部領導權,在遜尼派伊斯蘭世界推廣自身發展模式。此外,在卡塔爾穆兄會的影響下,卡塔爾政府與伊朗、土耳其在地區事務中的政策、立場、實踐不斷走近,逐步構建起卡塔爾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得到兩大區域大國支持的替代性聯盟。對于域外大國而言,以穆兄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力量的發展壯大迫使美國開始思考針對伊斯蘭主義從一味打壓到適度合作的政策轉變。而因卡塔爾支持穆兄會而陷入分裂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則對美國在地區整合盟友資源、建立遏制伊朗的區域聯盟的政策提出了挑戰。卡塔爾對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組織的支持加深了與歐盟在反恐事務上的分歧,也成為卡塔爾與歐盟進一步發展關系的障礙;海合會成員間因穆兄會引發的政治矛盾,連同現有的歐盟與地區國家在石化產品、服務貿易、鋁制品等經貿合作上的分歧,共同制約著歐盟—海灣地區合作關系的深入發展。從俄羅斯的立場看,靈活應對和適度深化與因卡塔爾支持穆兄會等伊斯蘭組織而陷入內部分裂的海灣及阿拉伯各國之間的關系,同時防止部分脫胎于穆兄會的極端伊斯蘭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和極端思想向本國溢出,則成為新時期俄羅斯中東政策的主要考量

  結   語

   從逃離埃及到避難海灣、尋求庇護,從在教育等領域提供支持到與政府全方位的緊密合作,從構建實體組織到決定自我解體,借力卡塔爾政府,致力于以伊斯蘭主義思潮的形態拓展地區影響,構成了穆兄會在卡塔爾的歷史發展脈絡。卡塔爾外交政策中力圖以小博大,尋求具有廣泛地區影響力的政治代理人從而擴大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緣政治聯盟的機會主義特征,同穆兄會依附政府,借助其大量資金支持和強大媒體平臺實現自身發展、觀念傳播并構建政治伊斯蘭勢力范圍的食利主義發展模式相互動,基于此,相互利用和共同合作始終占據雙方關系的主導地位。卡塔爾政府一方面謹慎地進行伊斯蘭改革,適度實施伊斯蘭化政策,維護穆兄會在國內教育、社會、傳媒等領域的話語主導權地位,并致力于維系二者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避免穆兄會轉變為通過大范圍政治參與從而推翻薩尼家族統治并獲取政權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則尋求其外交政策同穆兄會的政治主張和理念的契合點,借助穆兄會建立地區政治伊斯蘭聯盟,使之成為維護國家安全,提升地區事務影響力和領導力的工具。以卡塔爾穆兄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力量與部落王權統治體系的融合與共存、扶植與利用則構成了卡塔爾獨具特色的政治生態。盡管斷交危機使得卡塔爾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但卡塔爾政府并不會因此放棄對穆兄會的支持,作為與薩尼家族有著深厚歷史淵源、與卡塔爾政府有著長期合作關系,以及在整個中東地區有著廣泛群眾基礎和代理人網絡的政治伊斯蘭組織,穆兄會仍將是卡塔爾對內開展國家治理、進行社會認同構建,對外拓展代理人網絡、構建地區宗教與政治話語權所依仗的主要力量,也將作為中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伊斯蘭組織,繼續成為影響多國內部穩定和外部關系的重要因素。二者關系的延續也勢必加劇卡塔爾與沙特在遜尼派國家間的話語權與領導權之爭,削弱海合會內部的多邊合作和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基礎,加劇阿拉伯民族內部的分裂。

(原文請參見《西亞非洲》2019年第3期)

標簽: 政治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 卡塔爾 合作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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